这一年·还是行前

2008年的这个时候，我和霍爷、肖爷睡眼惺忪，从MAO Livehouse 新年演出现场喧嚣的人群中回到午夜北京沉寂的鼓楼大街，身后Livehouse 铁门关上的瞬间很有象征性，如洪水般的人声、跺脚声、刷吉他的爆裂啸叫声、厚重的电贝司低音还有后海大鲨鱼主唱的嘶吼声都戛然而止。那一刻，虽然不知道前方等待我们的是什么，但是我们清楚的知道告别了什么。肖爷大概说了“明天还要上班”之类的话，大家都有点悻悻然，在北京冬夜的朔风中，赶紧打了车回家。

那个时候我在北京一家国有租船公司做一份不痛不痒的实习，面对着冷冰冰的人力资源经理以及金融危机愁云惨雾下越来越清闲的航运部，投了几份简历，错过了乡试，毕业论文的写作一直停留在文献综述阶段并且十分十分想改题目，不抱希望的等着一个看起来永远都不会有结果的留学申请结果，并且几乎已经下定决心要在上海找工作尽管内心觉得北京除了干燥无比实际上也挺好的。

我已经开始构想80%的可能性是2009年8月以后在上海某个写字楼朝九晚五，剩下的20%分别留给杭州和北京。直到大年二十九晚上收到申请学校邀请面试的邮件，之前的所有构想就那么轻易的被动摇了。一直一副深明大义支持女儿一切决定开明姿态的妈妈突然就开始唠唠叨叨旁敲侧击，“国外没有大枣没有阿胶不食五谷不讲五行，真是水深火热可怜的很呐”。倒是之前一直威逼利诱要我留在国内，对于我错过乡试耿耿于怀，并且坚信“错过”实际上是我打击报复有意为之的爸爸，开始换汇，准备签证文件，以他一贯稳健熨帖的做事风格帮我整理出国的一切。对于他们两位，我一直心存抱歉，因为他们是存在感很强的父母，需要内心肯定他们对我生活的影响是现在进行时态。当他们确信我已经放弃了出国的幻想要在上海工作、安家进而结婚生子的时候，就开始满心欢喜的做第一个五年规划。结果证明我对他们来说实在是一个做事荒诞随意十分不靠谱的女儿，不仅打乱了原有的计划，还剥夺了他们对于我未来三年生活的参与感。我明显感受到他俩的失落，仿佛生活失去了重心。“父母在，不远游”的古训还在耳边，我的名字寓意也是向着南方，结果一路的轨迹却是往北，再往北，行者无疆。

记得四月末春暖花开的时候第一次来到这个遥远的地方，因为倒时差，凌晨三点坐在宾馆的床上看CNN“奥巴马入主白宫100天”的新闻专题；记得第一次乘坐前往埃罗岛的轮渡上，克罗特太太问我“中国人对待死亡的态度是什么呢？”；记得第一次去学姐家蹭饭，已经晚上九点半，窗外仍然有落日的余晖，我们的食物很传统，有面还有千里迢迢带过来的大酱；记得第一次走在哥本哈根的拉丁区，周日商店都已经关门，但仍保留橱窗陈设的传统，餐具和瓷器在橘黄的灯光下精致而美丽，我仔细的看着经过的每一家商铺，橱窗映着我的形单影只，也映着街对面洋房宽阔的大理石阳台上的轻歌曼舞，衣香鬓影。

之后的日子就如同行云流水的京剧快板一般，五月闭门造车写论文，六月答辩大庆谢师送友，七月暴走大连，八月天南海北走街串巷探亲访友，九月收拾行囊再次启程。然后呢，然后就又慢慢沉静下来了，日子又开始变的悠长，虽然也偶尔会在路上，却不再感觉像是走马灯。所有的情绪似乎都湮没在以上这短短的一段概括中了，这也是我为什么对总结性的话语抱有戒心的原因。generalization is another type of stereotyping，这是文化学习中学到的一句话。

直到现在，坐在电脑前还是会迷惑，怀疑年初的决定是否出于投机的心理。这也是我性格中纠结的一面。不过也许因为是斯堪的纳维亚漫长的冬夜灌溉了我内心悲观主义的花朵，到了拂晓天明的时候，我还是那个正经拍照业余工作的盲目乐观分子。

现在已经是12月31日0点16分，新的一年将以造访永恒之城的方式拉开序幕，听起来很让人激动，可是2009年就要过去了，我很怀念它。